……日来平心静气地回忆当年情况，觉得胡适为何要如此卖力气死向我要志摩日记的原因，多半是为他热恋政治。志摩失事时，凡清华北大教授，时下名女人，都向胡家跑，他平日也没有机会接近这些人，因志摩之死，忽然胡家热闹起来，他想结交这些人物，所以得制造一些事故，以便这些人物常来……那时林徽因是最着急的一个，她也同我谈过，我说交适之了。

从凌叔华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那桩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往事仍然耿耿于怀。此时，林徽因已去世三十多年，凌叔华自己也垂垂老矣。究竟是什么使她这样充满怨毒，不肯理解和原谅那些已如浮云般飘渺和遥远的故人往事呢?是她对徐志摩的感情?还是她对林徽因的嫉妒?还有那让林徽因无限牵挂，而且引起此后许多人凭空猜测的“康桥日记”，也仍然是下落不明。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会有多么不同的看法和结论；更重要的是，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志摩消失在无垠的长空，只是一瞬间的事，可他身后的各种是非纷扰，几十年来却一直没有断绝过。

这是１９３２年的５月，一个高个子、沙色头发的美国年轻人走进了北总布胡同，他就是费正清。刚到北京时，他在中央研究院一边学习汉语，一边研究清朝政府与西方各国的外交历史；后来他得到了清华大学的教职，讲授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他租了一个四合院，在北京的教堂迎娶了他有着苗条身材、蓝灰色眼睛的新娘费慰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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