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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与读书人的变迁——写在《读书》刊行十五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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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一九四九年前的杂志文献著录,可以看到一番思想文化杂志的兴旺景象:新型知识人成群结伙,杂志品种、旗号和主张多不胜数,出版业的发达和杂志的纷然杂陈,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和效力样式,形成现代型的知识样态。知识“界”的说法,只有在现代型(城市)的知识活动中才是实在的:尽管思想主张和“主义”论说不断聚合、裂散,知识人阶层却不断结集、分化、冲突,构成现代型社会中一个相对分化的界域。

“五四”前后的思想文化杂志虽然品种繁多,但大多短命夭折。创办一个杂志,打出自称慎独的思想文化旗号不难,难的是维持杂志的生存。思想文化杂志的短命,并不意味着某杂志所想要散布的文化和思想主张自身没有生命力。短命的原因,主要是杂志的财力不支、政治格局的嬗变或知识人群体暂时结集后的分化、散伙。办杂志是一项知识的现代生产行业,思想主张的流行势力依赖于现代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由此可以见到思想主张与社会结构的一种现代型动态关系。政治冲突、经济制度以及知识人思想的互动,可以从杂志的生存状态——其中凝聚着思想文化的活动状态——得到二定程度的辨识。

思想文化杂志的刊行活动,表明思想文化已经社会组织化了。专业学科杂志所标明的专科知识人之组织化是显而易见的。思想文化与专业学科有所不同,其组织化的方式也不会一样。韦伯身处德国知识界分化后的重新结集之际——亦是知识出版业兴盛和思想文化杂志蜂起之际,他关注报刊杂志的发展与知识人组织及学问品质的关系,警惕某种激动、狂热的报刊杂志文风中表露的知识人领袖欲的表现主义姿态。文化思想型杂志看来亦可能是知识人丧失自我定位的诱惑,把思想和学问引向新闻式的鼓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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