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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辟时期（1815－1830年），反动黑幕笼罩着所有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在这样的黑暗中，拿破仑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歧几乎看不出来。除英国外，至少在政治上还没有出现自觉的工人阶级革命者或社会主义者。而英国，在欧文于1830年前发起的“合作运动”影响下，不论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趋势已经出现。大多数非英国群众的不满还是非政治性的，要不就是如表面上的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那样，对似乎只会带来罪恶和混乱的新社会发出无声抗议。因此除了极少数例外，欧洲大陆的政治反对派通常局限于一小群富人或受过教育的人，而这两者多半意味着同一群人，因为即使在巴黎综合工艺学校这样强大的左翼阵营中，也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一个突出的反抗分子群体——来自小资产阶级（大多经由低层军官和文官晋升而来），而只有0． 3％来自“大众阶层”。这些穷人就像自觉加入左翼的人一样，接受中产阶级革命的经典口号，虽然是激进民主派而非温和派的形式，但仍只不过是向社会挑战的某种暗示。英国劳动贫民一次又一次为之团结在一起的典型纲领，只是单纯的议会改革，具体表现在《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的“六点要求”上。（一、成年男子普选权；二、无记名投票；三、平等选区；四、议员有给制；五、每年召开议会；六、取消候选人的财产资格。）这个纲领实质上与潘恩时代的“雅各宾主义”没有区别，而且与老穆勒提出的功利主义中产阶级改革家的政治激进主义完全一致（其与日益自觉的工人阶级的联系除外）。复辟时期惟一不同的是，劳工激进分子已经更愿意听取用他们的语言所进行的宣传——如演说家亨特（Hunt，1773－1835）那样善于侃侃而谈的人，或者像科贝特那样既聪明又精力旺盛的批评家，当然还有潘恩——而不是中产阶级改革者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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