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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美国外,这个问题在任何地方都是具煽动性的。在美国,再也没有任何人会做出或忍不住作出在政治上动员普通人民的决定,因为杰克逊式的民主已经达成这样的目的(当然,南方的奴隶除外)。尽管1828-1829年在美国出现了工人党(Workingmen’s Party),但欧洲式的社会革命在那个辽阔而快速发展的国家,还不是个严重问题,虽然局部的不满依然存在。在拉丁美洲,这个问题也不具煽动性,也许墨西哥除外,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那里没有人会在政治上去动员印第安人(即农民和农村雇工)、黑奴,甚或“混血儿”(即小农场主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但是在西欧,由城市贫民进行社会革命是实际可行的,而在进行农业革命的广大欧洲地区,是否要诉诸群众的问题,更显得紧迫而不可避免。
在西欧,贫民,尤其是城市贫民日益增长的不满随处可见。甚至连皇帝驻跸的维也纳,贫民的不满也可从大众化的郊区剧院中反映出来,剧院内上演的戏剧,像面镜子般忠实呈现出平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心声。在拿破仑时期,戏剧把舒适温和与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天真忠诚结合起来。19世纪20年代最伟大的剧场作家雷蒙德(Ferdinand Raimund),用弥漫了童话、悲伤和怀旧情绪的舞台,去追悼那群朴实、传统和贫穷的民众所遗落的天真。但是从1835年起,舞台被一位耀眼的明星(内斯特罗[Johann Nestroy])所占据。他是知名的社会政治讽刺家、尖刻又擅辩论的才子,也是一位破坏者,并在1848年非常符合其个性地变成一位革命狂热分子。甚至经由勒阿弗尔(Le Havre)前往美国的日耳曼移民,也把“那里没有国王”作为他们移居的理由。美国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成为欧洲穷人梦寐以求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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