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剧曲，元代之极盛时期，所有人物、社会之多样性、多面性最可惊叹，英雄、少女、忠孝节义，无所不有，悲欢离合情节也丰富无比，却不以“情”字作为标目，而是《长生殿》在第一支曲子里作出了概括，昌言一切故事的感动人心，总在一个“情而已”。

这又是一个“突破”式的明言至理，影响了《红楼梦》。

那么，《红楼梦》和《长生殿》又有什么异同呢？

《红楼梦》是受了《长生殿》的感召，这无疑问；但它更是“接过”了所有的“情”——从《易经》的“圣人之情见乎辞”直到宋玉、曹子建、王实甫、冯梦龙等所有的“情”字而加以再扩充再提升，最后写出了“大旨谈情”四个大字。

这个“大旨”是以前未曾有的，超越了洪公。这方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真内核——因为它比仁义道德的儒教更为高尚广大。

儒教不敢多谈“情”，把人的真情装裹在伦常、社会的人际关系的“服饰”箱框里，而曹雪芹则把这“情”从那箱框里“释放”出来，并且赋以更新、更高、更大的精神文化涵义和容量，比那更真、更善、更美。

《红楼梦》的“情”，已不再仅仅是“人际关系”了。

真善美，这种口号式的理想标准早已盛行于世，但在乾隆时代，尚无此种提法。那么，说曹雪芹彼时就倡导“真善美”，这话“通”吗？又有何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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