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1953年12月生。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研究生），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1992年起）、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研究员（1994年），现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青基会社区文化委员会委员、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方法》、《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80年代初秦晖主要研究农民史（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自80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90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包括狭义农民学（对农民、农业与农村社区的研究）与广义农民学（农民国家、农业文明与传统社会及其演进、改革与现代化的研究）。他主持了一系列乡村调查，主编了《农民学丛书》首批六本。他还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化中的农民群体研究”。

近年来，秦晖在对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经济与社会的不同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比较和解释了中国与东欧改革的不同进程。并提出了以“契约转换”为核心的转轨经济学理论。他既反对以“交易成本最小化”来解释改革的新制度学派观点，也反对以批判“货币主义陷阱”和“市场万能论”为特色的“后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的解释。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改革的“成功”和东欧改革的“失败”既不能归因于姓“社”姓“资”，也不能归于渐进、激进，更不能归因于“以强权压制公共选择来减小交易成本”。他主张区分改革前的两种“非市场经济”类型，即工业文明时代以最优化数理方法为基础的理性主义“科学计划”经济，和农业文明时代以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浪漫主义“命令经济”，以及区分改革前的两种社会体制，即保护—束缚功能对称的“和谐共同体”，和功能不对称的“不和谐共同体”。对改革的目的，无论是效率改进还是公平改进而言，脱离上述两种类型都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脱离“科学计划”要付出效率损失，而脱离“命令经济”无须付出此种损失。脱离“和谐共同体”的过程要实现帕累托改进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而脱离“不和谐共同体”则只是一个放弃“负帕累托改进”的简单问题。但这种不同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有时效性，因此中国与东欧转轨的成败还远不到下结论的时候，而改革模式的选择仍是个尖锐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对农村改革、国企改革、股份制和证券私有化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研究和案例调查。他认为经济转轨的实质是契约转换，其核心问题是交易权利的公正分配而不是“交易成本”的减小，是公共领域的改革而不是私人领域的改革。这里不存在效率与公正的悖论，而从获得的公正走向交易的公正，还是从权家通赢走向赢家通吃，才是真正的选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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