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书》奖的运作期间无人对它表示反感，更谈不上抵制，大家都是愿意促其成功的（我个人因推荐表迷失于案头纸山之中错过了规定期限，在6月初《南方周末》电话采访中我已明确表示：没有寄还推荐表，这是我的不对。），尽管那时有些人对《读书》的“转向”已有看法。如后来站出来批评该奖的雷颐先生不仅参加了推荐工作，而且就在6月9日的《南方周末》上还刊出了他为其中一本获奖著作写的书评。换言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及其对《读书》方向的岐见尽管已经产生，但并不存在“自由主义”者因学派门户之见为难《读书》奖的问题。相反，实际上大家还是希望把这件促进学术的民间公益之举办好的。

许多人对该奖的真正意见是在评委名单、评奖过程与结果公布后发生的。有人对评委组成提出疑义，还有人认为获奖者全是北京学者，学科范围也嫌偏狭，等等。但所有这一切，如果说都还可以用见仁见智来辩解，那么“长江《读书》奖”在程序上的犯规则是太明显的硬伤。如果说由于当今文化生态与语境下别的批评会面临“尴尬”，使《读书》可以声称“委屈”，那么在规则问题上他们是毫无理由叫屈的。如果说“主义”之争、“转向”与否之争、人事纠纷之争、某人该不该进评委、某书某文够不够学术水平乃至某人的学问、人品的评价问题等等都可以见仁见智，那么在常识性的、最基本的程序公正问题上，是无所谓价值多元问题的。这里的是非任何人也无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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