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的确，盖达尔的“休克疗法”搞得很糟糕，但别的办法是否会好一些则很难证明。毕竟进行了激进改革的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与波罗的海三国经济转轨都比俄罗斯强得多，而没搞休克疗法的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如今的经济状况决不比俄罗斯好。其实，就前苏东地区各国的比较而言，激进改革的国家在中长时段上付出的总代价往往要小于“渐进”的国家，当然这不是“规律”，不能说激进肯定优于渐进。在1992年初的俄国，狭义与广义上的休克疗法实际上都很少回旋余地。当时俄国已经连续两年经济滑坡，又突然面临经互会“大家庭”经济空间与联盟统一经济空间双重解体的冲击，1992年通胀率已达到1354%，经济失衡已到了无论什么“主义”者都无法容忍的地步，以紧缩制通胀的“休克”大概是谁在台上都难免要搞的。事实上，无论激进还是渐进的方案都不是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其有效性取快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激进还是渐进，都比一忽儿激进，一忽儿保守，没有章法要好。而在当时叶利钦与议会的拉锯战中，任何“疗法”都不能贯彻到底，其疗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1992年夏，俄议会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这时休克疗法仅持续半年，议会的行动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人民已经承受不了了。然而那时“承受”的东西在数年以后实际上是更沉重了。如果说1992年7月按议会的说法不放松银根就会发生社会爆炸，那么1993年10月事变中人民没有起来支持议会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实上，这个时期俄国人民并没有失去对“激进改革”的期望。而实际上，在议会的压力下放弃财政货币紧缩的结果是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等饮鸩止渴的办法使经济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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