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体制下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常常使我们的“市民”对“外来者”的增加缺乏承受力。外来人口社区的出现有碍观瞻、有损于城市的脸面，外来人口犯罪率高，造成治安危机，外来人口抢了城里人的饭碗，应当对“下岗”现象负责——这是我们常听到的抱怨。

但其实，以开放的眼光看，“外来人口”在我们的各大城市中的比重其实很小。外国城市中例如纽约市，它的人口中英裔新教徒，即人们印象中的美国主体族群只是该市第七大族裔，在人口中仅占7%，远少于黑人（25%）、犹太人（20%）、波多黎各人（11%）、拉美裔人（包括前述波多黎各人及黑人中讲西、葡语者及其他拉美移民，共24%）以及天主教徒的意大利人（15%）、爱尔兰人（10%），仅与亚太裔（7%）相同。这个城市中，70%以上的人口为一代以内移入，其中未入籍者占1/3，内中又有50万人属非法入境者，人数几乎与该市公民中的英裔新教徒人口相当！在这个城市的市区内到处是某个特定族裔、地区裔或宗教教派聚居的自治社区，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与之相比真是嘎嘎乎小哉。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差异极大的各族人口流动性的五方杂处状态下，那里的市政管理与公共秩序仍然有条不紊，社会经济有效运转，人民一般都能安居乐业，正常生活。虽然该市的犯罪率之高历来为人诟病，却也没有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在一个法律允许公民持有武器的社会里真可算是奇迹了。试想北京如果全城大半是浙江村、新疆村那样的地方，又允许人们持枪，那该是怎样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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