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几乎任何一种被我们视为"反常"的行为，都可归结为爱与理解的相应缺失。极而言之，当不幸的人们破天荒地做出自残甚或自杀的行为，那多半是因为正常言路完全（或几乎完全）的断裂。不幸的人们茫然四顾，望不见爱与理解之语言的家园。在极度的孤独中，在随之而来的虚空感中，在压倒一切的绝望、恐惧和颤栗中，不幸的人们有可能本能地像抓稻草一样抓住自己的身体。破坏自己、毁灭自己成为他们与外界交往的唯一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反常"行为是对我们"正常"人的呼吁甚或控诉。它们提醒我们自身爱与理解之语言的缺乏，并敦促我们做出痛定思痛的弥补，而这弥补不是别的，只能是那任何时候不可或缺的爱与理解之语言。 关于文森特自残事件，西方艺术史家和心理分析学家作过大量探讨，并提出十多种解释（参见丁宁：《绵延之维-走向艺术史哲学》，三联书店，1997年，第115－119页）。这些解释大多走入了歧途。但是，无论这些解释表面看来是多么离奇，都表现出试图对文森特事件作出理解的可贵努力。正如生存论心理学家莱恩所说，在"正常"与"反常"之间并不存在不可沟通的屏障，即便在最令人绝望的案例，对话的可能随时存在，而对话的条件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爱与理解的努力。参见莱恩：《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林和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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