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甘心做一个不起作用的政治团体的会员，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一向厌恶隐瞒或漠视侨团的缺点，也不愿意不消除它的瑕疵而要求各种权利。所以我在纳塔耳定居下来以后，就一直致力于清除人们对于侨团的指责，虽然这些指责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这种指责往往是说印度人的习惯很邋遢，屋里屋外总是不干净。因此侨团里的主要人物已开始把他们的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但是挨家挨户的检查却是在杜尔班即将发生鼠疫的报告公布以后才进行的。

这是和城里的神甫们商量并且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以后进行的，他们本来也希望和我们合作。

我们的合作使他们的工作更加顺利，同时也减轻了我们的困难。因为城里一旦发生了传染病，当局者照例总是沉不住气，采取过分的措施，以高压手段招致人们不快。侨团因为自动采取了卫生措施而避免了这种压力。

然而我却得到了一些痛苦的经验。我明白，我不能象我指望侨团本身争取权利那样，轻易地指望它完成自己的责任。在有些地方我受到了侮辱，在别的地方则又遇到了客气的轻蔑。要人们保持环境卫生，这对他们太麻烦了。要指望他们出钱做这件事，更是不可能。这些经验更好地教导了我：没有无限的耐性，要人们做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迫切需要改革的，是改革者自己，而不是社会，社会所能给与他们的，不是别的，而是比反对、厌恶、甚至残酷的迫害好不了多少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不能把改革者象珍视生命一样所珍视的东西看成是一种退步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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