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战时责任一解除,我就感到我要做的工作不再是在南非,而是在印度了。这并不是说在南非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好干了,而是我担心我的主要事业可能只是为了赚钱。
国内的朋友也催我回去,而我也感觉我应该回印度去多做一些工作。至于南非的工作,当然有可汗先生和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可以承担。于是我便要求我的同事们解除我的工作。经过极大的困难以后,我的要求算是有条件地被接受了,条件是:如果一年之内,侨团需要我的话,我就得准备再回到南非来。我想这是一个困难的条件,但是我对于侨团的热爱使我接受了它。
真主以爱的纱线系在我的身上,我是他的奴隶。
密罗白唱道。而对我来说,把我和印度侨团连结在一起的爱的纱线太坚韧了,不易破裂。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呼声,而这里朋友们的呼声是太真实了,无法拒绝。我接受了这个条件,并得到他们的准许离开。
这时候我和纳塔耳有密切的联系。纳塔耳的印度侨民以爱的美酒浸浴着我,到处为我安排送别会,并且送我许多珍贵的礼品。
1899年我回印度时,他们已经送了不少礼品,但是这一次的送别是非常隆重的。礼品中自然包括金银做的东西,而且还有珍贵钻石。
我有什么权利接受这一切礼品呢?接受了这些礼品,我又怎样说明自己为侨团服务是不计酬劳的呢?所有这些礼品,除了少数几件是我的当事人送的以外,完全是为了酬谢我为侨团所做的工作,而我也无法区分我的当事人和同事,因为当事人也帮助了我进行公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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