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到伦敦便听说戈克利因为健康的关系曾去巴黎,现在被阻于巴黎了。由于巴黎和伦敦之间的交通已经断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见不到他我是不想回国的,但是谁也不敢肯定他什么时候会来。
那么我这时候做什么好呢?我对于大战有什么责任呢?当时有一个曾和我同狱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参加者索罗布吉·阿达加尼亚正在伦敦学习法律。因为他是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坚强的参加者之一,所以被送到英国留学,以便取得律师的资格以后,可以回到南非去代替我的工作,他的费用由普兰吉望达斯·梅赫达医师负责。我同他,并且通过他的介绍,还同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以及其他当时留学英国的几个人一起开会。和他们商量之后,我们便召开了一个英国和爱尔兰的印度侨民大会,我把我的意见向大会作了陈述。
我觉得侨居英国的印度人在战争中应当做一点工作。英国学生已经投笔从戎,印度人也不应该落后。这种主张有很多人反对。他们说,印度人和英国人有天渊之别:我们是奴隶,他们是主人。主人有急难的时候,奴隶怎能同他合作?做奴隶的,难道不应当乘主人之危以求得自由吗?当时我并不以这番议论为然。我了解印度人和英国人的地位是不同的,但我并不相信我们已沦为奴隶。我当时觉得错误在英国官员个人方面的远比在英国制度方面的多,而且我们可以用爱感化他们。如果我们想利用帮助英国人并跟他们合作来提高我们的地位,那我们便应当在他们有急需的时候,支持他们以博得他们的同情。虽然制度是错误的,我并不以为它是不可忍受的,就象我今天的认识一样。然而要是我今天对那种制度失掉了信心,因而不肯同不列颠政府合作,那末当时那些朋友不但对制度失掉了信心,就是对官员们也已经没有什么好感,他们又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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