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其他的印度人为战争服务的消息一传到南非,我便接到了两个电报。其中一个是波拉克先生打来的,他责问我的行动如何同我的“非暴力”的信仰求得一致。
这种非难我本来就有点预感,因为我在我所主编的《印度自治》的刊物上已有所讨论,在南非也常日夜同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全都承认战争是不道德的。如果我不打算杀害我的敌人,我更不应该参加战争,尤其是在我并不明白这次战争的原因及其意义的时候。朋友们当然都知道我从前在波耳战争中服过役,但是他们以为我的观点从那时以来就已经改变了。
其实当时促使我参加波耳战争的那种说法在我这次的行动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很清楚,参加战争和“非暴力”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责总是搞不十分清楚的。一个信奉真理的人常常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
“非暴力”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原理。我们都是生活在互相残杀的火焰中的无助的凡人。
俗语说生命依生命而生,这有很深的意义。如果不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进行对外界的杀害,人是不能生存的。人的生活本身——吃、喝和行动—
—必然造成某种杀害,即对于生命的摧残,那怕是多么微小。因此,凡是信奉“非暴力”的人,只要他的行动都是出于怜悯,只要他尽力避开了对于微小如虫的动物的摧残,并设法加以营救从而不断地致力于从杀生的可怕的樊笼中解脱出来,那他就算是忠于自己的信仰。他在自制和悲痛中会不断地成长,但他不可能完全摆脱对外界的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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