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英伦，又值仲夏，郊区人家门前的玫瑰依旧颇有情趣，城里房子窗台上的花草也甚为可喜。书铺都在，酒馆也在，剧院、音乐厅、图书馆、博物馆不变。文化是有的。报纸杂志上的政论也有新意，都有老调新弹的本事。政治本来全是老调，新弹还弹得悦耳，非有点文化底子办不了。英国人别的不会，最会用文化装饰政治。当年首相麦克米伦在联合国发表重要演讲，赫鲁晓夫脱下鞋子拿起鞋子大敲桌子抗议，麦克米伦竟心平气和说："我要求传译员把这个也传译出来。"撒切尔夫人第一次上台当首相的时候，《卫报》一位专栏作家说："咱们认了吧，能够一胎生双胞的女人显然比咱们能干！"伦敦迷人处正是这些小装饰品；跟十九世纪英国先拉斐尔派画家那些画作一样妩媚，艺术价值是高是低姑且不论。可惜塔特美术馆的"先拉斐尔派作品展"是看不到了；伦敦人纪念维廉·摩里斯（William Moms）一百五十岁冥诞举行的展览会也错过了；书铺和美术馆倒摆满了先拉斐尔派和库里斯的书和画。

伦敦可看的到底不少。库里斯本来不喜欢伦敦，说伦敦又大又丑，像个怪物，"小时候每次跟家人来，总觉得伦敦这地方真可怕。"后来他搬到乡下去住，竟说："我还是宁可住伦敦：住乡下，时间好像都白白浪费了，做不了多少事情。"其实，人在伦敦并不见得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只因处处都是文化装饰品，喜欢不喜欢总要看看、听听，于是心中难得清闲，时间好像没有浪费掉。到底是京城；蒋梦麟写北京，也有一段话说："我在北京住了十五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才离开北京。回想过去的日子，甚至连北京飞扬的尘土都富于愉快的联想。我怀念北京的尘上，希望有一天能再看看这些尘土。清晨旭日初升，阳光照射在纸窗上，窗外爬藤的阴影则在纸窗上随风摆动。红木书桌上，已在一夜之间铺上一层薄薄的轻沙。拿起鸡毛帚，轻轻地拂去桌上的尘土，你会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然后你再拂去笔筒和砚台上的灰尘；笔筒，刻着山水风景，你可以顺便欣赏一番，砚台或许是几百年来许多文人学士用过的，他们也像你一样曾经小心翼翼地拂拭过它。乾隆间出窑的瓷器，四千年前用于卜筮的商朝甲骨，也有待你仔细揩擦。还有静静地躺在书架上的线装书，这些书是在西方还不懂得印刷术以前印的。用你的手指碰一碰这些书的封面，你会发现飞扬的尘土已经一视同仁地光顾到这些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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