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赫胥黎在一部论述进化论的书中（新版，Huxley，1963），使用了“达尔文主义的日食”这句话，来描述遗传学与选择论结合成“现代综合论”之前的境况。赫胥黎参与了这次综合，而且他清楚地知道1900年左右达尔文主义所处的危险状况。J.B.S.霍尔丹说出过类似的话，他在一部关于选择的遗传理论书（Haldane，1932）的开头选择了一句格言，来说明这种状况：“达尔文主义死了——这是说教”。但是如果说教者曾经欣喜的话，那也是科学家自己使达尔文主义进入到日食状态。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起——那时是达尔文主义最兴盛的时代，当时达尔文主义几乎成了进化论的同义词——选择理论就不太流行，以致于到了1900年，反对选择理论的人确信不会有人再倡导选择理论。进化论本身并没有受到质疑，但是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喜欢用其他机制，而不是选择机制，来解释进化是如何发生的。对这种情况的经典研究，即使是那些同情达尔文主义的作家所作的研究，也承认反对选择理论的势头很强（Romanes，1892-97；Plate，1900，1903，1913；Kellogg，1907；De lages and Goldsmith，1912）。那些不同情选择理论的人却对于达尔文主义的衰落感到高兴，有一部攻击性的著作，译自德文，书名显得洋洋得意，《行将就木的达尔文主义》（De nnert，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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