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睡不着，就看完了杨绛的《我们仨》。

看一个温馨的家，从两个清纯的少男少女谈恋爱，到生下一个小乖孩，到几十年后在死亡面前离散。失散之前，杨绛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丈夫女儿都住在相隔很远的医院里，走着人生的最后一程。她照顾着丈夫，每晚和女儿通电话，一周去西山的医院看她一次。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们维持着家里几十年来的幽默，在写得歪歪扭扭的信上自嘲。说起自己，总是好的，轻描淡写夹着玩笑，却认真地在为亲人着想，衣食住行关照得仔细。这种幽默感，这种对家人的感恩，这种温暖的如手拂细绒织物般柔和的心情，贯穿了他们的一生。就连他们给亲家母的信，也是吴侬软语，戏言戏称，把另一个走近的家庭，也圈进了他们快乐的小圈子。

我从同样的年代走来，当然知道，他们回顾一生时可以有多少怨愤。现在的人们甚至抱怨中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不抗争。而我却从中体验到生活中的另一种坚持：坚持亲情的可贵和珍重，坚持在自己能够维护的那一小方土地上的正常和快乐，维护和保留文明的种子，坚持常识和常情，又通过敬业的工作态度和对亲友的关爱，传布这样一种文明。谁能说这就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抗争。就像我读到过的一个犹太女画家，在纳粹集中营里不仅画着美丽的花朵，还教孩子们画明朗的风景。她没有离开危险逃生，是因丈夫不能取得离境护照，而她认为亲情重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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