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在海外旅居十年后,回到台湾,一边当教授,一边一篇篇地写她的《野火集》。她从小生活在台湾,去国一程将近十年,而初次回去定居,她却变得“容易生气”,一切以前感觉理所当然的事情,出乎意外地变得难以接受。确实,两个不同源头的文明,若选择在一个个人身上冲撞,发生的事情就可能叫做悲剧。但是,龙应台把它化为了一种积极的力量。
这个世界很大,而信息的开放,使得和国际接轨变得容易,对外部世界逐渐知己知彼后,就会自然作出调整,面对外部世界,不再感到紧张。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曾经有过的过度自卑和自尊,是源于对世界的陌生。因此可以相信,当年《野火集》中让人感觉惊讶的一些话题,已经在今天成为常识常情。可是,我也相信,龙应台话题背后的东西,人们仍然需要了解。这就是龙应台今天仍不过时的原因之一。
今天台湾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是移植于异质文化。一些概念,虽然是大家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名词,在讨论中频频地运用,可是这并不是说,大家在讲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这些名词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所以,在争论的时候,有时就是鸡讲鸡的,鸭讲鸭的,似乎在使用同样的语言和名词,实际上讲的却不是一回事。
先是概念就来自外来文化。当它用“汉字”来表达时,这些“字”携带着它本来已有的灵魂,又输入一些外来的血液,以一个新的面貌,开始自我表述。然后,在我们脑子里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轮的概念。它们和原来的本意,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就如同现代政治的政党概念,进入东方文化时,常常携带着我们原有的同生共死、忠诚不贰的团体组织感,但在概念的原生地,却是随意切换的个人观点选择,而它的基础,是崇尚个人取向的文化价值系统。那种散漫和疏离,和中华文化中传统的家族、小团体的紧密联系完全不同。异质文化中那些离散的个人,又由于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响、结合从市民走向公民的传统,形成了具有公民责任、公民权利、公德心、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社会细胞结构。如此走向一个法治的社会,乍看上去,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实际上却是有章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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