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先来读一段格林自己的话，那是《哈瓦那特派员》书中透过那位卖吸尘器于哈瓦那的小商人吴模德讲的：“我不会为我的国家杀人。我不会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国家、福利国家而杀人。我会因为卡特杀了某某人而杀掉卡特。为了家庭的恩怨杀人，比为了爱国或喜爱哪种经济体制杀人理由更充分。我爱，我恨，都是我个人的事，我不会在什么人的国际战争之中扮演五九二〇〇之五（书中英国情报单位赋予吴模德的特派员编号）。”今天，住台湾的每个人都应该把这段话背下来，尤其是“南国以南”的勇敢台湾人。

米兰·昆德拉在谈欧洲现代小说时，把时间上推到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说那时候小说是“人在无限大的土地之上一种幸福无所事事的冒险旅行”。

好小说家应该有国籍吗？

当然，在现实之中小说家还是得有出生地点、有纳税义务对象，尽管不见得在意、喜欢、认同或效忠，但不容否认这很难完全逃离，在这层意义上，格林是英国人殆无疑议；但是除此之外，小说家往往有一种更难以逃遁的隐藏国籍，可以完全无涉于象征国族的某个抽空名字、歌曲、旗帜乃至于意识形态，而就只是一方素朴的、有着生活现实质感的上地。对于和生活细节有千丝万缕联系需求、甚至于倾向于在具象的人事时物之上书写的长篇小说而言，这一方土地和小说家本身的联系总是远远早于小说意念启动之时（没有哪个小说家是一生下来就打算或直接开始构思小说的），因此，它和小说家的关系是浑然的、整体的，在理知选择之先且一先就是二三十年不可逆的时间，难以检视、难以在他日重建仿制、也就再难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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