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有一位诺贝尔奖级的美国经济学者到台湾一游，被记者堵到询问是否为了研究台湾经济而来，我很记得该经济学者的回答是，不，只是度假，要研究台湾经济根本不必来，待在美国的研究室更方便资料更齐全。

这是真话，因此法兰克福成员搬到日内瓦再辗转纽约并无伤，然而，文学家，尤其是第一线的创作者如诗人小说家，却很难这样只靠间接冰冷的资料和意义提炼完成的抽象概念工作，他通常得顽强地杵在第一现场，脚踩真实的土地，手中掂量着如假包换的沉沉实物，这里，就连重量、色泽和气味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概念的，而是和实物不分割的真实存在。

基本上，文学创作者的思考单位是实物，相对于学术的研究者是概念——从这个角度看，难以归类的本雅明的确是有一个无法更替的创作者灵魂，我相信这实物的、创作的本质才是他一切奇怪诗意的真正根源，他感兴趣的巴黎是实体的、不能移动不可携带的巴黎，他不能离开。即使深知战争逼进并不安全也只能心存侥幸，毕竟，对此巴黎的研究是他的“国家大计”（套用他调笑波德莱尔的用语），因此，他得一再失信于领人家津贴多时的耶路撒冷大学，一再拖延移居巴勒斯坦的必要准备工作，他到“二次大战”开打前夕的一九三八年还跟霍克海默说“我是在和战争赛跑”、和阿多诺说“在欧洲还有一些阵地需要保卫”，最终，巴黎遂不得不成为他发出最后求救讯号的沉船桅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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