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无常，大卫·坡的这段经历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而下面要说到的，是令他和我都最伤心、最痛苦的部分。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现在我坐在小农场脏兮兮的厨房里通往地窖的活板门边，一手端着枪，一手夹着雪茄，心头笼罩着强烈的恐惧和担忧，同时耳边回荡着坡先生高亢却还算悦耳的牢骚声。那声音就像伊甸园里的那条蛇，似乎能从门板缝里钻出来。

“希尔德先生，”他说，“我们无法违抗天意，命运将你我放置在这道门的两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公平地来讨论一下目前的处境。我口袋里有封信，它可以给你带来难以形容的收获。物质收获。它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可是你，却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我对你的提议没兴趣。”我站起来踩灭了烟头。

“求你了，希尔德先生，用不了一分钟。你不会后悔的，我保证。你听听看有没有兴趣，这封信是写给弗兰特夫人的。”

“谁写给弗兰特夫人的？”

“卡斯沃尔的亲生女儿，弗洛拉·卡斯沃尔。她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是个孩子，还在巴斯上学，因为信是从那里寄出的。至于日期，这个至关重要，是一八一二年十月。信里讲的是那年夏天，她跟她父亲在爱尔兰一起度过了几个星期，巡视他们家的——或者说当时是他们家的几处田地。”

“我没看出这有什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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