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大会开后不久，《人民日报》上报道了清华大学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控诉大会的消息，还点了杨绛的名，说什么：“×××先生上课专谈恋爱。”

杨绛自认为，幸亏自己不是名人，点了名也未必有多少人知道。三十多年后回首往事，她说：

我的安慰是从此可以不再教课。可是下一学期我这门选修课没有取消，反增添了十多个学生。我刚经过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诚心诚意地作了检讨，决不能再消极退缩。我也认识到大运动里的个人是何等渺小。我总不能借这点委屈就掼纱帽呀！我难道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吗？只好自我辩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

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这场被称作“洗澡”的运动中，都像杨绛那样富有韧劲，夯实了与命运搏击的基础，他们的生命过早地凋落了。在杨绛记忆的荧屏里，便留下若干影子。

杨绛一九八八年撰写的《忆忆高崇熙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事例。高崇熙先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兼任化工厂厂长。大家都承认他业务很好，可是却说他脾气不太好，落落难合。他的夫人高太太善交际，所以杨绛、钱钟书夫妇尽管不善于交际，也和高家有些来往。他们发现高崇熙脾气并不坏，和他很合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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