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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流年沉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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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洗澡》一书结尾部分有云:“当时文学研究社不拘一格采集的人才,如今经过清洗,都安插到各个岗位上去了。”她这里指的是“洗澡”过后,在全国范围进行的高校院系调整。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开始,根据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对全国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这次调整的宗旨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形成高等工科学校专业化比较齐全的体系。其模式是照搬苏联“老大哥”的一套,这样,杨绛、钱钟书所在的清华大学变成了一所纯工科性质的高校。

一九五三年初,根据安排,杨绛、钱钟书被调整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由教授变为研究员,从此尽管隶属关系有所变动,但两人工作单位未曾调动。文学研究所由郑振铎、何其芳创办,所长由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兼任,何其芳任副所长,并主持所里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学部于一九七七年独立并扩充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出任首任院长。

杨绛夫妇脱离大学的讲坛,对清华大学来说是一种遗憾。对他们两人来说,则未免不是一件幸事。

小说《洗澡》中的主人公许彦成,在重新分配工作时填写的志愿是教英语文法,他的太太杜丽琳是教口语的。许彦成的道理很简单:“我曾经很狂妄。人家讲科学救国,我主张文学救国;不但救国,还要救人——靠文学的潜移默化。反正我认识到我绝对不配教文学的。如果我单讲潜移默化的艺术,我就成了脱离政治,为艺术而艺术。我以后离文学越远越好。”许彦成的这番夫子自道,我们不妨当成杨绛、钱钟书夫妇(当然不仅仅是他们两人)当时的私房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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