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庸不再有五十岁的年龄限制，甭管多大的人，只要不想去服徭役，都可以纳绢代役。本来，在农忙季节如果大规模征发徭役，就没有人种地，会误了农时，现在不愿意去的人可以纳绢代役，留着劳动力去种地，多有好处。

租庸调有一个前提，我给你交租、交庸、交调，前提条件是你给我土地。你不给我地我拿什么交租子，布帛是地里种出来的，得种麻才能纺麻布，种桑树才能有绢子。但是中国古代的土地是私有的，归地主所有，那么国家要给百姓分配土地，这个待分配的土地是从哪来的，显然不能把地主的地给没收了再去分。途径只有两个，一个是新开垦的，再一个就是大规模的战乱之后，人口大量死亡所形成的无主荒地。不过，随着国家承平日久，人口增加，无主的荒地几乎没有了，新开的地也够戗，能开的差不多都开完了，那要去哪里拿土地分给百姓呢?

这时候朝堂上就有了新的应对措施，它规定，每个成年男子二十亩永业田，八十亩口分田。二十亩永业田可传之子孙，八十亩口分田，死后得归还给国家，然后国家好拿去再分配。拿口分田去再分配，想得是挺好的，问题是到了天宝年间，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

土地本是私有的，这些大地主大官僚们占有大量土地之后，还开始兼并农民的土地，没等农民死，他这一百亩地就没了，被兼并了。这一被兼并，国家就找不着口分田再往下分了，新出生的人就没地了。没地了，我的租庸调就交不了了，农民就只能逃亡，逃亡后，政府的租庸调就收不上来，国家就没钱了。整个连锁反应就是，政府直接分配的土地减少，均田制无法推行，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提升朝堂的收入，刘晏提出来了这两税法。

这两税法说白了就是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然后一年分夏秋两次，两税指的就是户税跟地税。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年收两回，夏天一回，秋天一回，一年分夏秋两次征税。

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表明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原来的租庸调制，它的收税标准是以人丁计算，每个成年男子授田一百亩，每年为国家交一百五十斤粮食，两丈四尺绢布。有你这个人，就有国家的一百五十斤粮和两丈四尺绢布。意思就是，哪怕当年国家分给你的地已经被兼并了，地都没了，但是只要你人在，照样得交。那你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逃亡。

那么被兼并的地到哪里去了?到我这了，因为我勤劳致富。我们家八个儿子，你们家就两个丫头，所以你们干活干不过我们家，最后我们家发了财了，把你家地兼并过来了。但我怎么交税?我还是按照我的人头走，就算我现在有四千多亩地，我还是按照两丈四尺绢布，一百五十斤粮这么交，因为我就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我交的和你一样。

所以那时候是按人丁为主，而现在则按照土地财产为主，你有地的你多交，你没地的就少交，甚至不交。没有土地的商人，交总资产的三十分之一。

这样一来就表明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放松了，原来租庸调制、两税法不允许人口流动，你这一百亩地在河东道，你人跑河南道去，我跟谁要税去，你的地在哪，人必须在哪，地在人在。

实行了两税法之后这就无所谓了，你爱上哪上哪，因为谁占了这一百亩地，我就跟谁要税，你可以随便流动。如此一来，你在这没有地，可以上有荒地的地方开发，在河东道的地被兼并了，你可以去任何其他地方，这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生产发展是有利的，两税法实行的好处就体现在这里。

果然，这两税法一实行，李豫也就发现了这其中的好处了，但是除了这诸多的好处，一些个隐患其实也开始有了出现的苗头。

之前的两税法一实行，朝廷不再管这个地在谁手里了，你有地，你就多交，没地你就少交，甚至不交，这就意味着土地兼并不受限制了，麻烦也开始出现。

从这两税法实行了以后，田制不立，兼并不受限制，愿意兼并就兼并，农民没有土地就只能去租种地主的土地，一租种地主土地，地主就把税负转嫁到农民身上了。

但是李昀和刘晏又不是傻子，李昀早就已经把这个事儿一旦实行了之后可能造成的不好的后果告诉了刘晏了，而且在最终的政策里，刘晏也的确是作出了一定的改变，最终让这个政策得以以一个完美的方式实行了下去。

李豫还真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出自于李昀的手笔，毕竟这内政的事儿自始至终李昀就是不管的，李豫也知道李昀其实是有这个能耐的，但是人家李昀没有这个兴趣，这就不是他这个当皇帝的能强迫得了的了。

这一次，李昀算是如愿以偿的做了这个幕后的英雄了，其实刘晏做的事儿，他在太原府都眼巴巴的看着呢，他还想着万一刘晏要是碰着了什么问题了，自己该出手的时候还是得出手解决一把的，但是刘晏基本上是一点都没让他失望，所有问题都解决的相当的不错。

刘晏不光是把这个事儿给决定的相当不错，还单子非常大的办了一件事。

在他不知道怎么劝说之下，李豫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停止了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

又隔了一小段时间，又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许进贡一次以供享宗庙，其余的进贡一律停止。

之后又连续颁布诏书，宣布废止南方一些地方每年向宫中进贡奴婢和春酒、铜镜、麝香等；禁令天下不得进贡珍禽异兽，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他又下令将文单国所献的三十二头舞象，放养到荆山之阳；对那些专门供应皇帝狩猎的五坊鹰犬更是统统放出。

同时，还裁撤了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需要保留者均归属到太常寺。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他诏令放出宫女百余人。在生日时，又拒绝各地的进献，并将藩镇李正己、田悦所献的三万匹缣全归度支，以代租赋。

这一系列的动作都让大唐内外对李豫几乎是顶礼膜拜，李豫一时间在这些人的眼里已经是文治武功不下于李隆基的神人一样的存在了。

但是事情在很多的时候还是有着两面性的，就比如说这两税法，本来实施的倒是不错，但是到了一些个自视甚高的人眼里，可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有些人在民间议论起来，本来实行了百年的租庸调制度已经让大唐如此强悍了，百姓们也是没啥太多的人压力，既然如此，为何会有两税法的出现，且进而取代了行之超过百年的租庸调法？

他们往往是稍微分析了一下子两税法实施的历史背景。以为因为战争之前的破坏力，使皇帝的控制力大幅下滑，使的原本狭窄的税源更行短促。

日期：2020-03-30 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