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高务实就仔细推敲过一番，李东阳诸人的行为取向在何种意义上与刘健，或者说与明代士大夫群体较为激烈的抗争行为相异，这其间有无原则性？明人又如何评价阁臣此类行为取向，阁臣又以何种理路对己、对人交代其行为的合理性？乃至于将此种行为取向置于明代政治经历的脉络中审察，有无政治角色层面的特殊含义？

早在他还是太子伴读的时候，他就觉得有必要弄清这些问题，因为这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李东阳诸人行为取向的内涵，还将对明代政治生态的复杂性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而这也是他自己“将来”生存在大明官场的依凭。

在有明一朝的君臣冲突中，如大礼议、国本之争，士大夫群体往往连番上疏，要求皇帝采纳建议，又以“乞休”、“伏阙”等各种方式向皇帝施加压力。与之相对，皇帝则多采取廷杖、贬黜等方式打压群臣的抗争，君臣冲突情状激烈。

正德元年八月，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疏谏武宗诛杀内侍马永等人，劝导武宗理政，武宗不听。吏部尚书韩文率群臣“伏阙”哭谏，武宗借故廷杖“伏阙”诸臣。刘健、谢迁乞休，武宗不留，又“以事革韩文职，而杖责请留健、迁者给事中吕翀、刘菃及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

在这种情况下，李东阳虽亦疏言乞休，但武宗不允，遂留任为首辅。武宗去世后，世宗由外藩继位，世宗欲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改称孝宗为皇伯考，以阁臣杨廷和、毛纪、蒋冕等人为首的在朝大多数官员认为，此举变乱帝王统系，于礼不合，一再上疏反对，世宗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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