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宏说：“若无益于天下，而徒欲以直取名，以身尝难，且使毒流缙绅，如陈蕃、窦武，如李训、郑注，如丙寅仓促之举，则亦不能，且不敢也。”事实上，这个观点高务实很能理解，甚至他自己的观点与此也非常类似。

王锡爵自二次出任内阁首辅后，十分注意谏诤言行的策略性，在给同僚的书信中说：“窃恐快意一激，则诸公后路遂阻，以此先布私诚，再申密劝，少待外廷封驳之入，而后从中调护之。来教所谓以忠诚感动，以谋谟斡旋，先得我心矣。”

李东阳、费宏、王锡爵转而慎言君非，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政治价值观因强势君权而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异，如王锡爵争取使朱翊钧早定“国本”的初衷始终如一，其自明心迹云：“不肖发瓜州之后，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储事。”

李东阳说：“窃惟人臣事君，固当竭死生之力，尤当谨进退之节。”

费宏虽主持重，然也说：“敦尚风节，以稍振士气，在盛世不可无人。”

以上言论其实都说明，李东阳诸人由亲自参与谏诤，转而反对同僚强谏，确有政治态度的变化，但这种转变尚且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调整。

至于其三，则是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李东阳诸人在皇帝强势打压下，于谏诤策略有所调整，但委曲从君之际，又积极救护因君臣冲突而得罪的官员。“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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