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九月我由德国柏林途中经过英国，在牛津大学参加了一个国际文化研讨会，我发表了煞费苦心写的论文《台湾中国现代诗的成熟》。回到已是空巢的台北家中，准备开学上课。

开学前的礼拜日清早，原与好友贻烈、俊贤和宁媛约定去登大屯山，我们五个人一起登山已十年了，贻烈称为“阿呆登山队”。五个在现实生活里很有头脑的人（贻烈是台糖副总经理，俊贤是台电会计处副处长，裕昌是台湾铁路总工程司，宁媛任中兴票券公司副总经理，我在台大教书）十年来风雨无阻，专找游客少的景点，爬遍了台北郊区的山，裕昌是可靠的司机。自以为已是半职业登山水平啦!我们到了山里，跳、叫、呼、啸，全然回归自然，进山后头脑放空，如同呆人。

这个礼拜天清晨，这位可靠的司机必须去开会，我自己到丽水街口对面的师大人行道等出租车，沿路去接他们三人。夭太早，人车不多，我专注地往左看有没有空车，突然十字路口一辆摩托车横冲出来，被遵守绿灯行驶的出租车拦腰撞上，摩托车弹至半空，一些闪光的碎片在阳光下四散，朝我站立的树下飞来。我下一个知觉，发现自己头枕在一只破球鞋上，而我的左脚不见了。我的右臂也不能动，勉强用左臂支持坐起，我看到我那穿了新鞋的左脚，像折迭椅脚似的，折断了，被压在左腿下面：右臂也断了，空荡在袖子里。但是尚未大痛，只感麻痹而已。这时有三、四个路人俯身来看我还活着，其中一个人问我名字，我请他立刻打电话给我丈夫。一辆汽车停下来，一个壮汉走下来，看到我血流如注，立刻将我抱起放到他车上后座，一位路人说:“你不能动她，必须等警察来。”他怒吼道:“等警察来时她已流血过多死了。”他一面开车一面问我要去什么医院，我说:“三总!（三十年来一直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但请先在建国南路口转一下，有人等我。”到了桥下看到贻烈焦急地站在那里张望。我还清醒地告诉他去接我妹再去三总!我记得到医院拉住这位送医者的衣袖，问他大名，但他不愿说，勉强留下个地址，我家人后来始终没有找到他。但我一生忘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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