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用一九一七年的一些例子所说明的情况，可以概括此后的所有年代。我的意思并非说在列宁和我之间没有分歧。分歧是有的。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分歧延续了好几个星期，而且在好几天里具有很尖锐的性质。围绕着这次分歧堆砌起来的惊人的夸大之词，已经在我的《文集》第十四卷和该卷注释里用文献加以揭发了。这次分歧在我们私人关系上没有留下任何不快的阴影。恰恰在和约签字几天以后，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下，我被派担任军事领导工作。

在职工会问题上的冲突更加尖锐和持久。这个分歧的尖锐正说明当时国家经济已经走入一个死胡同。但是，作为死胡同出路的新经济政策是意见完全一致地通过的。[34]几个月以后，同样一致地通过了关于职工会的新决议，代替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相反决议。

如果相信目前党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你会以为在革命的最初六年中，完全充满了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职工会问题的分歧。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十月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本身，创立政府，创立红军，内战，共产国际的四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宣传的全部文字工作，外国共产党和我们自己的党的领导工作。在所有这些工作上，在这些工作的一切根本问题上，我同列宁是完全团结一致的，除了目前的历史家所说的两个重大问题：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职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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