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用一九一七年的一些例子所说明的情况,可以概括此后的所有年代。我的意思并非说在列宁和我之间没有分歧。分歧是有的。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分歧延续了好几个星期,而且在好几天里具有很尖锐的性质。围绕着这次分歧堆砌起来的惊人的夸大之词,已经在我的《文集》第十四卷和该卷注释里用文献加以揭发了。这次分歧在我们私人关系上没有留下任何不快的阴影。恰恰在和约签字几天以后,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下,我被派担任军事领导工作。
在职工会问题上的冲突更加尖锐和持久。这个分歧的尖锐正说明当时国家经济已经走入一个死胡同。但是,作为死胡同出路的新经济政策是意见完全一致地通过的。[34]几个月以后,同样一致地通过了关于职工会的新决议,代替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相反决议。
如果相信目前党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你会以为在革命的最初六年中,完全充满了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职工会问题的分歧。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十月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本身,创立政府,创立红军,内战,共产国际的四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宣传的全部文字工作,外国共产党和我们自己的党的领导工作。在所有这些工作上,在这些工作的一切根本问题上,我同列宁是完全团结一致的,除了目前的历史家所说的两个重大问题: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职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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