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年初，亨利·福特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工业哲学》的书。同他的前三本一样，这本与费伊·里昂·法罗特合作而成的书堪称是对“力量时期”的冥想大杂烩。这本书想模仿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但实际上只是各种建议、预测和自我庆祝的不协调的混合体。在书中，福特主要在宣扬这样一种信念：掌控世界的是国际商人而不是政府或宗教组织。他想象出的那种状况也就是55年后人们所说的全球化。

如果说亨利·福特一生中有什么坚定笃信的指导原则的话，那就是技术将拉近世界的距离——甚至可以让世界回到乡村生活那种简单的状态。当经济灾难步步逼近全球工业化国家，福特只看到了过去的黄金岁月。因此，在1929年10月，就在自己的书在商店里热卖、在经销商那里馈赠的同时，乐观的亨利·福特大张旗鼓地开放了他的过去和未来纪念碑：绿野村的爱迪生学院。

为了在白炽灯发明5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对自己82岁的老朋友托马斯·爱迪生表示敬意，福特邀请当时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和财政部部长安德鲁·梅隆参加了号称“光的50周年纪念”的盛大庆祝活动。爱迪生偕夫人米纳（Mina）乘火车来到了迪尔伯恩。福特已经花了300万美元收集与爱迪生的工作有关的东西，更是慷慨地投了3000万美元给学院。整个校园将绿野村和博物馆的一些建筑囊括在内，中心位置上是从新泽西门罗公园搬过来的爱迪生实验室，包括一个填满7车皮新泽西泥土的院子——这是为了完全保持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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