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赵蕤在这一场论难之中对于《淮南子》的判断是公允的。不过，他并未当真就此不允许李白研读那一部糅杂了道家虚静之旨、法家术势之论，也披挂着儒家仁义之说的纵横谈议。

而李白，也并未服膺赵蕤之言。事后他们两人之间的无数论辩，也都不时以淮南之术为干戈，操彼纵此。这样的各行其是，有如西晋的潘岳在那篇传世的祭文《夏侯常侍诔》里所形容者，诔文说潘岳与夏侯湛之间，有一种“心照神交，唯某与子”的坦易。赵蕤与李白能一见投契，庶几近乎此。

赵蕤本来就是一个视天下时事恒处于齐桓、晋文之后，楚庄、秦政之前的纵横之士。在他心目之中，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政权如何递嬗，都必须以一套奇强斗变的操纵之术来攻掠谋取。换言之：世间没有小康之治，没有升平之本，也没有太平之望。无论任何一氏、一家，攫取了无上的权柄，都必须发掘、召唤宇内各方“岩穴之士”，而将天下事拱手托付之，以其应对与时俱进的、永无休止的巨大骚动。

如果就孟子的立论来说，身为一个“慕君”的臣民，得不着帝王的信任或倚仗，就是身陷“热中”—或则赵蕤即是如此。他手中正在抄写的著作也充分暴露了这样的情怀。

他有这么一篇文章，标题曰：《论士》。赵蕤便托言于这一题之论，是他亲自接闻于“黄石公”而记录下来的—事实上，他是拼凑了春秋战国以来，无数关于治道用人的记载，假称齐桓公所经历的一场论战。其大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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