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李白刻意出入于律与不律之间，也就是将卢焕极为重视的诗文规矩玩弄于指掌之间。这要从声调和对偶两方面看—这两方面，也都与卢焕所说的“本朝文章，至高宗皇帝时为之一变”有关。

从声调言之。在锦城，李白、卢焕初见之前整整二百三十年，南齐永明七年底，举朝善声沙门造“经呗新声”，对于同时代沈约撰写《四声谱》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尽管沈约很得意地宣称自己发明了诗的宪章：“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

沈约明了：诗文修辞必须有种种抑扬变化，但是这一套“独得胸衿”的“入神之作”，只能运用现成的、陈旧的名词引发联想，做成譬喻—如：“玄黄律吕”、“宫羽相变”等等；这也就是以扭曲、扩充“玄黄”、“宫羽”之类的字眼，转递出平仄四声参差高下的意思，可是表述起来，却更为玄远，不容易理解。

由于沈约没有更精确而令天下人醒目会心的语词，以为解释，此后一二百年间，只能听任诗人瓌词自铸，摸索喉舌。其间一旦有大家名流之奇思妙句广为传诵，那作品的声调便备受重视，引为模板，也因此而逐渐形成了较能依托，也较为稳定的格式。之后，唐代科考以诗赋为根本，更将沈约那“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一简（简，即五言一句）之内，音韵尽殊”、“十字之文，轻重殊异”的讲究，开立为声调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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