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并且分发了这封信——像是自觉自愿地登上了断头台。我是按照他们的思想意识前进，为迎接死亡而低垂着头颅。”（《牛犊顶橡树·补记之一》）或许，这句话是索尔仁尼琴一生的写照。世界文学与他一道直面受难者和死亡，从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将来人们会像谈论“伏尔泰时代”一样来谈论“索尔仁尼琴时代”。当然，在今天的语境下，不公正、流放和“公开言论”这三个词的词意与两百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正像从前的伏尔泰一样，索尔仁尼琴也把自己看成了为了正义而“大声呐喊”的本源：“为了这主要的一声叫喊，应该好好保护嗓子。”有限幸福的思想（这一“怪胎”源于柏拉图），在我们的生活中和内心深处打下了那个住满奴隶的“群岛”的印记，而索尔仁尼琴则揭露了这个“群岛”。他的这个“关键喊声”让那些失忆或耳聋的现代人重新意识到为人格尊严而战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

从索尔仁尼琴因1962年发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一举成名后，到1974年被驱逐出苏联，全世界的社会舆论都密切关注着他与苏联领导者之间的斗争。大家都明白，这不是极权制度与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作家本人拒绝称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之间一场普通的对抗，而是那个时代一场最重要反抗的萌芽。索尔仁尼琴的活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发展，他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然而，索尔仁尼琴现象比持不同政见现象要宽泛许多：他“评判”的对象并非“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他是那些连上帝本人也鼓励他们去反抗的人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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