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的命运很奇特，他们要比自己的邻居民族更有远见，但悲观，能够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俄罗斯人，米希勒称他们是“哑巴”。

——А. И. 赫尔岑，《彼岸书》，1855

作家的一切想法源于一小撮“新十二月党人”，他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监狱兼实验室里创建了一个自由人的新“科学院”。这样一个志同道合的男性的“方舟”决定了索尔仁尼琴的命运，成了他力量的源泉，并使他成为了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靠奴隶为生的令人恐惧的原始工厂劳作状况，他重新使文学回归道德，缺少这种道德感，文学是不可能获得世界意义的。

索尔仁尼琴先知的角色一点也没有降低其作为作家的声誉。他的艺术观、世界观及有着非凡整体性的鸿篇巨著体现出了十分鲜明的“贝多芬式的”强大精神力。多彩的旋律、冷峻的嘲讽及争辩的激情使他与歌德或托尔斯泰这些伟大的欧洲人相提并论。这是因为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意义，如对土地的全新眷恋之情，重新恢复尘世生活中万事万物的纯正感。这赋予了他对我们生活中占主宰地位的暴力与卑劣行为的揭露的一种特别的力量。作为一个冷嘲热讽的人和揭露者，他始终以我们赖以生存的强大的“精神基础”为出发点，这使他的创作诗学格外厚重。我们觉得，似乎整个人类史连同其一切的卑劣行径都得到了详尽的描绘，而且是以一种凡人难以企及的、恒定的全宇宙背景来展开的叙事（在沙拉莫夫笔下，宇宙、大地都统统不见了，甚至也看不到小草的痕迹，托尔斯泰认为，就是在监狱的鹅卵石间也能顽强地生长出小草，这不取决于人类）。“没有我们，这些小岛从大海中缓缓升起；没有我们，岛上出现了二百多条生长着各种小鱼的湖泊；没有我们，岛上到处都是松鸡、兔子和鹿，从来不曾有过狐狸、豺狼和其他野兽。形成了冰川，又融化成了雪水；花岗巨石挤满了湖岸；湖水在索罗维茨岛冬夜中冻成了冰，大海里狂风怒吼着……云杉树慢慢长大形成了厚厚的一层，鸟儿在啼鸣，幼鹿发出低沉声。大地连同其所有的过往经历都在运动着，王国消亡了，又诞生了新的国家，而这里，原本没有任何野兽，也见不到一个人影。”（《古拉格群岛》，第三部，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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