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我的一生就做了一件事情,即描写俄国革命的历史。自1936年起,这项工作已有40年了。但我总是被一些别的事情打搅,分心。”[1]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革命的历史就像《古拉格群岛》一样重要,更何况,没有这场革命,就不会有古拉格。像西叙福斯一样,索尔仁尼琴搬走了第一块石头后,就开始搬第二块石头,它要比前面的那块石头重好几倍,那就是讲述真实的俄国革命。他年复一年地创作这部史诗性巨著,在这部作品里,真实的且唯一的主人公就是俄罗斯,这是饱经创痛,因自己的过失和疯狂几乎从地球上消失了的那个俄罗斯。“我笔下的《红轮》是一部悲剧史,它叙述了俄罗斯人在疯狂的状态下亲手毁掉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2]当在《古拉格群岛》中思考弗拉索夫将军的命运时,索尔仁尼琴注意到了一点,即做一个俄罗斯人就意味着等待他的将是一个最坏的命运。他最初构想这部史诗有十四或者二十卷,但1991年在结束第四“卷”第二部《1917年4月》后,他就停笔了。
1991年巴黎出版的作家文集的最后一卷里收入了史诗的整个写作计划,从中可以看出,甚至是在制定个别“卷”的写作方案时详细程度也有很大的区别。第一场是《革命》:1—3“卷”,从1914年8月到1917年3月。第二场将叫作《民权》:4—7“卷”,可只写出了第4“卷”《1917年4月》,写到了1917年5月上旬的事件。其他各卷相应地被命名为《1917年6—7月》,《1917年8月》和《1917年9月》。按照索尔仁尼琴的设想,这些卷里面的故事都将发生在“以斧头为标志”的时期(这是1862年匿名传单《让我们召唤罗斯使用暴力》的作者们鼓吹的对老百姓进行镇压的主要工具)。索尔仁尼琴引用了其中的一段话:“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流血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我们不仅要追随1848年的那些可怜的革命者,而且还要比1892年那些伟大的恐怖分子更彻底,如果为了推翻当前的制度要比90年代雅各宾派激进分子还要多流两倍的血,我们也毫不胆怯……我们对……俄罗斯灿烂的未来……充满信心,俄国有幸成为实现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第一个国家,我们将发出一致的呐喊声:‘让我们使用暴力吧!’”由此可见,“民权”(народоправство)将通过民族狂热主义得以实现。这里作者使用的是“民权”一词绝非偶然,它要比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为共和制而使用的“人民政权”(народовластие)一词更无情、更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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