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是我35岁时的一篇自传。现在又过了24年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经历不平凡的生活，久已想再写一篇自传。现在趁着赵纪彬先生的邀约，我便写出这一部来。

我在《古史辨·自序》里曾说：我既不愿做政治工作，也不愿做社会活动，我只望终老在研究室里。这个志愿，在这二十余年中没有变过，然而却做了社会活动，也接近了政治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再也想不到是做了一次旅行的结果。

自国民革命后，蔡元培先生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就任我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人。我很高兴，得着一个最理想的职业，我决定辞掉中山大学的教授，到中央研究院。可是，我在中大里做得太有劲了，很得学生的好感，所以傅斯年、汪敬熙、罗常培等对我非常妒忌，用种种方法排挤我，我做不下去，请蔡先生把我改为通信研究员，实际上脱离了中央研究院。我记得燕京大学早来聘我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员，我就到北平接洽，说定除了专任研究员之外，兼历史系课三小时，就于1929年9月就职。

当时聘我的还有北大及清华，为什么我都不就而就燕京呢？只为燕京是一个教会学校，我既非教徒，也非校友，不致叫我办事，便可一心一意地读书写作，实现我最企望的生活。

到了燕京之后，研究工作展开，一年里就做了七十余万字的论文，把十年来蓄在心头的问题，看在眼里的材料，系统化了一下，心中当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用功得太过分了，成了怔忡的病，一构思，一动笔，心旌摇荡，好像要跳出腔子似的。我的工作不能继续下去，是多么的苦痛！于是向学校当局请求，许我做一次旅行，考察国民革命后各地的古物古迹的现况。学校里允可了，1931年的春天，我旅行了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所有经历，见我所作的《辛未访古日记》（在《开明书店20周年纪念论文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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