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出于意外的工作，其原因一半由于研究古史，一半则仍缘做了几次旅行。

1922年，我开始辩论古史，《尧典》、《禹贡》两篇，一记制度，一记地理，尤为古史料里的重心，所以特别注意。可是《禹贡》一篇，问题太多，牵涉到中国古今全部地理，许多问题不易解决，不敢轻易作文论定，所以我在燕大任课，就开了一门“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把《禹贡》及其有关各篇详细研究。后来北大邀我兼课，也开了这一门。两校上这门课的学生约有六七十人，所作笔记论文颇有好的，同时谭其骧在辅仁大学开“中国地理沿革史”课，也有些学生成绩，我和他商量：我们联合三校学生创办一个学会，出一个刊物，把师生研究文字陆续登出，借收观摩之益，岂不很好。他赞成了，于是组织禹贡学会，出《禹贡》半月刊，1934年3月创刊。开头每期只有2万字，印刷费30元，他任三分之一，我任三分之二。刊物发给学生，他们大兴奋，很多人集中精力来干。那时的大学生学问根基相当好，经我一鼓励，进步快极了，本来只能写一两千字短文的渐渐伸展到一两万字了。于是半月刊的分量，也就逐期增加，到后来一期竟超出10万字了。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有“内蒙自治运动”，主其事的是乌兰察布盟的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因为他的爵是亲王，所以简称为德王。1933年的冬天，政府派黄绍竑去宣慰，报纸上大量登载这事，使我们住在北平的人也有到百灵庙一见德王的想望。第二年夏天，我们竟找到一个机会直赴百灵庙，和德王及其幕僚谈了三天，才知道边疆问题的严重。边疆本无问题，问题之起都是帝国主义者制造出来的。德王的帐房里放了很多部创业英雄的传记，他的汉话说得很好，可是对我们做公开讲话时必说蒙语而令人翻译，足知其有满怀的雄心，然而他自身没有力量，要站起来时只有依附帝国主义。他的幕僚对我们讲：“自从黄部长到这里巡视，中央允许我们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规定月给经费三万元；到现在半年了，分文不给，催索不寄。现在会中职员的薪水，都是德王自己掏腰包，每人只拿15元而已。但是日本人却时常来说：‘你们如果肯倒向我们这边，一定给你们每月30万元。’我们没有答应，因为知道倒向他们之后，一时虽好，而终究要吃亏的，朝鲜就是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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