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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进了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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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性格和才力,学界、政界中尚不得相安,何况持筹握算、孳孳为利的商界,臭味当然更不能相投,何以我偏愿去?这事说来,也有个久长的历史。

1922年夏天,我的祖母逝世,因需办理丧葬等事,我一时不能回北大服务,就请校中留职停薪,住在家里。那时新学制颁布,商务印书馆急需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招我到馆任国文、历史两种工作,苏、沪路近,容易顾家,我就到了上海,这是商务的全盛时代,编辑部300多人,全馆职工3000多人,使我看到了现代化的出版企业。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章锡琛,都是同事,天天见面。有一回,振铎激昂地说:“商务是靠教科书赚钱的,我们替资本家编教科书,拿的薪水只有100元左右,而为他们发的财至少有一二百万,我们太吃亏了!我们应当自己经营一个书店,到力量充足的时候也来出版教科书,岂不是我们的一切的经济问题都解决了!”大家听了,各各赞成,过几天就结合了一个团体,由予同起名,那时他醉心清代的朴学,定为“朴社”;推我为总干事;每一社员按月缴付10元,作为公积。第二年教科书编好,我的家事也安排妥当,我就回了北大。1924年秋天,江、浙有“齐卢之战”,上海紧张,他们为有避难的迫切要求,把两年来存储的款子收回去了。我听得这消息,大为不满,就在北京招集朋友,重新组织起来,其时参加的有范文澜、冯友兰、郭绍虞、吴维清、潘家洵、俞平伯、朱自清、蒋仲川等,编印书籍多种;不久又在北大第二院对门租赁房屋,开一书店,命名景山书社,作为门市部。我编的《古史辨》就是在这里出版的;真想不到,这样专门的东西竟销路奇佳,一年中翻印了几版,因此这个铺子就站住了。但因我们都在大学里教书,不能有一个专人集中精神来管理,而且商人刁滑,发出了书常常收不到钱,我们对付不来,至于销路不畅的书,又徒然压了书架,所以《古史辨》卖得虽好而这铺子还是不能获利。我把《古史辨》一集一集出下去,不支版税,门面赖以维持,居然延到了抗战。抗战之后,并入开明书店;开明原是朴社的上海同仁开的,可说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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