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性格和才力，学界、政界中尚不得相安，何况持筹握算、孳孳为利的商界，臭味当然更不能相投，何以我偏愿去？这事说来，也有个久长的历史。

1922年夏天，我的祖母逝世，因需办理丧葬等事，我一时不能回北大服务，就请校中留职停薪，住在家里。那时新学制颁布，商务印书馆急需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招我到馆任国文、历史两种工作，苏、沪路近，容易顾家，我就到了上海，这是商务的全盛时代，编辑部300多人，全馆职工3000多人，使我看到了现代化的出版企业。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章锡琛，都是同事，天天见面。有一回，振铎激昂地说：“商务是靠教科书赚钱的，我们替资本家编教科书，拿的薪水只有100元左右，而为他们发的财至少有一二百万，我们太吃亏了！我们应当自己经营一个书店，到力量充足的时候也来出版教科书，岂不是我们的一切的经济问题都解决了！”大家听了，各各赞成，过几天就结合了一个团体，由予同起名，那时他醉心清代的朴学，定为“朴社”；推我为总干事；每一社员按月缴付10元，作为公积。第二年教科书编好，我的家事也安排妥当，我就回了北大。1924年秋天，江、浙有“齐卢之战”，上海紧张，他们为有避难的迫切要求，把两年来存储的款子收回去了。我听得这消息，大为不满，就在北京招集朋友，重新组织起来，其时参加的有范文澜、冯友兰、郭绍虞、吴维清、潘家洵、俞平伯、朱自清、蒋仲川等，编印书籍多种；不久又在北大第二院对门租赁房屋，开一书店，命名景山书社，作为门市部。我编的《古史辨》就是在这里出版的；真想不到，这样专门的东西竟销路奇佳，一年中翻印了几版，因此这个铺子就站住了。但因我们都在大学里教书，不能有一个专人集中精神来管理，而且商人刁滑，发出了书常常收不到钱，我们对付不来，至于销路不畅的书，又徒然压了书架，所以《古史辨》卖得虽好而这铺子还是不能获利。我把《古史辨》一集一集出下去，不支版税，门面赖以维持，居然延到了抗战。抗战之后，并入开明书店；开明原是朴社的上海同仁开的，可说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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