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轻时，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是唯一有办法、有希望的政党。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停灵在社稷坛，我去瞻仰他的遗容，又读了他的《三民主义》，心悦诚服到极度。国民革命后，我第一次看见做纪念周，感动得流泪，心想从此中国得救了。可是在那时我已走上了研究学问之路，我自省没有政治才，我不愿参加政党，所以有人拉我进党时我都拒绝。到了中山大学，党费是在每月薪金里扣除的，然而并不做党员。

1936年，我为办民众读物，到南京捐款。那时政府正讳言抗日，一班官员，自然奉命唯谨，所以捐不到多少钱。只有朱家骅说：“这件事情可以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是极重要的一件事。由你出来做，更好。我可以在中央党部里替你弄些钱，只是有一桩，你须得入党，否则以党内的钱供党外人花是说不过去的。”我为要事业成功，不惜牺牲了平昔的主张，就答应了。为了我已有社会地位，所以不曾经过预备党员这个阶段，立刻做了正式党员。这是我入国民党的一幕。可是我虽入了党，始终没有参加过区党部的集会。

在这里，我应当说明朱氏和我的关系。当民国初年，北大设有预科，分甲、乙两部：甲部是准备学文科和法科的，读英、法两种文字；乙部是准备学理科和工科的，读英、德两种文字。朱氏初到北大，是教德文的预科讲师，那时我已入本科，不曾相识。后来他留德归来，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其时我在国学研究所工作，难得见面。不过那时我发表的文字太多了，也使他注意到我。国民革命时，他任中山大学的委员，主张请我去也有他的成分。我去后碰到鲁迅辞职风潮，受了购书的任务，一共花了10万元，得到五六十万册，充塞了中大许多间屋子。以一暑假工夫有此成绩，颇使他惊讶。后来他做了浙江建设厅长，到杭州，那里是我买书最多的地方，他听了书肆里讲我的故事，说：“送他书也不要，自己要的书也花钱买，这是从来为公家办事的人所没有的。”使他更要拉拢我在一块做事。他虽做厅长，仍兼中大副校长，隔几个月来一次，我向他请求设备费、印刷费，他无不批准，所以我在中大里可以做出许多事来。到1929年，我要离开中大，他一定不答应。但因他不在广州，没法阻挡我的行程。我终于到了燕大，他也没奈我何。这时我既从事民众读物，他就表示他的同情与协助，而把我拉进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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