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特塔尔的事情摊牌后,维特根斯坦1926年最自然的做法,是顺应凯恩斯的好客之情回到英格兰。但实际上他过了一年多才再次联系凯恩斯。那时他解释说,推迟写信是想等自己从碰上的大麻烦里摆脱出来。

虽然料到自己要离开奥特塔尔,放弃教师职业,但离开的方式把他彻底击垮了。审查是很大的羞辱,尤其是,在遭到施暴的指控而为自己辩护时,他觉得对于自己在教室所施体罚的程度有必要说谎。这事留给他的道德挫败感纠缠了他10年以上,而且,如我们将看到的,最终的结果是他采用激烈的措施清除自己的负罪感。

在这种状态下他无法考虑回英格兰。暂时他也不觉得自己能回维也纳。他考虑的是彻底退出世间的麻烦。放弃教学后不久他拜访了一家修道院,探问自己当修士的可能性。一生的各个时期他都有过这想法,多半是在很绝望的时候。这一次,一个明显很会看人的修道院长对他说,他不会找到自己期望的东西,而且无论如何,领他到修道院的动机是教会无法欢迎的。作为替代,他在胡特多夫的教会医疗团找了个园艺工的活儿;这地方就在维也纳旁边,他在花园的工具棚里住了3个月。和 6年前一样,事实证明干园艺活儿是一种有效的治疗;夏季结束时他觉得自己能回维也纳面对社会了。

他还在当园艺工时,1926年6月3日,已病了一阵子的母亲在林荫街自己家里去世了;于是赫尔米勒成了公认的家庭主脑。这一点是否令维特根斯坦较容易回维也纳,或者,母亲的死是否对他有任何影响——这些都没法说。但引人注意的是,从此他对家人的态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14年时,家里的圣诞庆典曾令他那般满心惧怕,令他生出了那般迷惘;现在他却对之欣然期盼。我们看到,此后的每个圣诞节,直到1938年(那年的合并使他不可能离开英格兰),他都热情地参与活动——把礼物分给侄女和侄子,加入喜庆的歌唱和宴饮;没有迹象表明那么做时他牺牲了对自己的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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