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二次到来

“唔,上帝到了。我在5点15分的火车上接到了他。”

在一封落款日为1929年1月18日,写给莉迪亚·洛普科娃的信里,凯恩斯就是这样宣布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的。刚回英格兰几小时,维特根斯坦已经告诉凯恩斯,自己计划“永远呆在剑桥”:

期间我们喝过了茶,现在我退到书房给你写信。我明白,疲劳将是摧毁性的。我一定不能让他每天跟我谈话超过二三小时。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这种经验是古怪的,几乎是怪诞的——回到一所这些年间多数地方没有变化的大学,但岁月却在他自己身上造成了一种如此根本的转变——还有,一些1913年他与之道别的人前来问候他。他在日记里写道,“就像时间倒流了”。“我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但无论结果是什么:“会有一点结果!如果还有时间”:

此刻我无休无止地游荡,但不知道围绕着哪个平衡点。

维特根斯坦一到,凯恩斯就组织人马欢迎他重回“使徒”圈子。维特根斯坦回英格兰的第二天,凯恩斯举办了一次“使徒”的特别晚餐会,庆祝他归来。出席的有理查德·布雷斯韦特、弗兰克·拉姆塞、乔治·赖兰茨、乔治·汤姆森、阿列斯特·沃森、安东尼·布朗特和朱利安·贝尔——剑桥知识界这一代的精华。会上把维特根斯坦选为荣誉会员(用“使徒”的话讲:“天使”);这是一种姿态,表示社团原谅了1912年他对他们的态度。在随后的一次聚会上他们正式向他“宣布,将在适当的时候收回驱逐他的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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