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5年7月31日写给石里克的信里,维特根斯坦说那年夏天自己可能不去奥地利:

我想9月初去趟俄国,或者留在那儿,或者两周后回英格兰。如果回去的话,我将在英格兰做什么还完全不确定,但可能不继续做哲学。

1935年的整个夏天,他都在为迫近的俄国之行作准备。他经常见他那些去过俄国或可能向他提供那里情况的朋友,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可能他也希望他们向他介绍能帮他和斯金纳在那儿找工作的人。那些朋友有莫里斯·多博、尼古拉斯·巴赫金、皮耶罗·斯拉法和乔治·汤姆森。他们的印象是,维特根斯坦想去俄国定居,当体力劳动者,或可能从事医学,总之要放弃哲学。一次,跟乔治·汤姆森在三一学院的理事之家里见面时,他解释说,既然要放弃哲学工作,就得决定自己的笔记本该怎么办。是把它们留在某处,还是销毁之?他详细地跟汤姆森谈自己的哲学,表达对其价值的怀疑。只是在汤姆森急切的肯求之下,他才同意不销毁自己的笔记本,而是把它们存放在学院图书馆里。

当时的剑桥,想到苏联那儿寻求——正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和大规模失业问题的威胁的——西欧国家的某种代替品的不只是维特根斯坦。1935年夏天,对剑桥本科生而言,正是马克思主义成为这所大学最重要智性力量的时候,也正是许多学生和教师抱着朝圣的精神造访苏联的时候。正是在那时,安东尼·布朗特和迈克尔·斯特雷特作了他们有名的俄国之行,此行导致了所谓“剑桥间谍帮(Cambridge Spy Ring)”的形成;也正是在那时,莫里斯·多博、大卫·海登-盖斯特和约翰·库恩福德几年前建立的剑桥共产主义小组扩张开来,吸纳了剑桥的多数智性精英,包括许多“使徒”的年轻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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