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维特根斯坦动身前往挪威,此行极为自然地令人想起他先前在1913年10月的那次出行。两种情形下,他的出行都未确定归期,都是去完成一项确定的任务——着手为自己的哲学论述找到一种最终表达。两次动身时他都丢下了一个他爱的人。

差别在于1913年品生特不想陪着他。品生特是否曾知道维特根斯坦多么爱他,这是成问题的;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回报以爱。他为了与维特根斯坦的“相熟”而“欣慰”,但并不在任何意义上依赖之。1913年10月品生特接受律师训练,他更关心这件事,而不是自己和维特根斯坦的友谊,他大概觉得跟维特根斯坦分开一段时间是一种解脱。

然而,对于弗朗西斯,生活的中心正是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如果维特根斯坦要求,他会扔掉一切去挪威和维特根斯坦一起生活。“收到你的信时,”他们分开仅几周后他写道,“我希望我能过去帮你打扫房间。”缺少了维特根斯坦,他在剑桥的生活孤独而沉闷。他和家人不再相处融洽,他不再能参与维特根斯坦的工作,而且他讨厌工厂的工作,虽然为了维特根斯坦而坚持着。他定期报告自己的工作,无疑,是维特根斯坦要他这么做的。报告听上去远不是热情的:“我的工作进行得不错。我在做主螺旋桨”(1936年8月21日);“我的工作做得不错。我差不多要把螺旋桨做完了。上一周我得用手工工具在螺旋桨上干点活,起初是困难的。现在我把它们擦得可以镀镍了”(1936年9月1日);“我有一张200个通风计和压力计的订单。我希望不会再有这么多”(1936年10月14日)。终于,和罗兰德·赫特讨论了自己在工厂的处境后,甚至温和顺从的弗朗西斯都激动得表达自己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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