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7月，法国政府批准“九国公约”，中国召开关税特别会议的障碍至此得以解除。此前中国的关税是签订“辛丑条约”时所定，税率为值百抽五，这么低的税率不仅史无前例，而且为世界各国所未有，本身就带有如庚子赔款一样的侮辱和惩罚性质。

中国参加“一战”并成为战胜国后，中方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关税自主问题，理由是战败国尚无协定关税特例，中国是战胜国，更不应受此约束。各国代表无词可驳，于是决定在“九国公约”生效后，中国可召集各国来参加关税特别会议。

如果说金法郎案背后是一片叫骂之声，关税会议在国内赢来的则多为叫好声和掌声，但国际舆论普遍都认为，没有金法郎案就没有关税会议，关税会议正是执政府解决金法郎案所换来的结果。在段祺瑞本人，则把解决金法郎案和召开关税会议作为自己政治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始终全力以赴。

在关税会议筹备期间，有一天段祺瑞在和曾毓隽谈及一些有关会议的主要问题时，曾毓隽不无忧虑地说道：“关税会议各国未必能顺利通过，即使如愿以偿，内部纠纷势必甚于今日。”

段祺瑞甚为惊讶，立刻问他：“何以见得？”

讨论自主关税，必然涉及近代中国一个很特殊的税收制度，即厘金制度。厘金最早产生于清末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当时是为筹集兵饷所临时设置，后来便成了一种新税种。这是一种非常杂乱、无法度可守的税制，而且从清末开始，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为地方所自由处置，被认为是地方擅专和割据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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