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会议的召开，令段祺瑞大为振奋，但是正如曾毓隽所言，与外交及加税相比，裁厘和解决国内纠纷才是真正让人头疼的难题。

在当时国内的政治版图上，虽然南北方的军政实力已呈现出明显的彼长此消之状，但国民党人还未能占据政治中心位置，加之民众有着尊崇正统的心理，作为段祺瑞执政基础的北洋系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重心所在，即所谓“北洋为世所重，民党为俗所轻”。

如果北洋足够团结，其实占据两广的国民党和僻处西南一隅的滇唐蜀刘都不难对付。问题就在于北洋早已四分五裂，几次政治摩擦和军事冲突，说来说去削弱的都是北洋自身实力，特别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对北洋内部而言可谓大伤元气。

站在执政的位置上，段祺瑞不可能有“杯碎时由我全之”的自由和从容，他要确保“杯暂不碎”，便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尽力对北洋系进行整合。具体来说就是取消“安福系”，以“天下共主”的身份来平衡各派势力，避免北洋内部继续发生冲突。

各派之中，最感棘手的自然还是如何摆平冯玉祥和张作霖。作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两个北洋派别，冯、奉两派不仅均力图左右中央政治，而且彼此之间矛盾尖锐——冯玉祥鄙视张作霖是“胡子”，张作霖则认定冯玉祥是个有野心、难相处的吕布之徒，双方争来夺去，互不相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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