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开普敦大学退休定居阿德莱德后，约翰·库切的生活轻松了很多。在开普敦大学他经常被卷入鸡毛蒜皮的系内斗争，耗尽了精力。他有时不得不参加系内会议，这与他每天上午投入几个小时进行创作的习惯相冲突。在阿德莱德，他得以遵循自己的安排和节奏，即使是这样，从他每天认真回复的有时多达60封的电子邮件来看，他并没有与其他人或文学世界隔绝。虽然他推掉的演讲或公开露面的邀请越来越多，但他仍十分乐意指导青年作家或帮出版社给新书写一段封面推荐。

在开普敦，他不喜欢园艺，闲暇时光除了骑自行车，还爬爬桌山或观看大型体育赛事（板球和橄榄球）。和多萝西定居阿德莱德后，他在阿德莱德山的一小块地上沉迷于园艺，并十分享受在下午时分清理蓝桉树的树皮。如他在《福》中塑造的人物克鲁索和星期五一样，他着手建设了小梯田，进行种植。多萝西能注意到约翰来到澳大利亚后的变化。他会在晚宴和派对上开玩笑打趣别人。他很快乐，每个与他打交道的人都能感觉到。1

然而，在1989年4月的悲剧事件发生多年后，他心中仍然潜藏着丧子之痛。他还要挂心的是女儿吉塞拉的处境和身体状况。吉塞拉一直留在开普敦，住在天文台区的一栋房子里。1988年至1990年间，她在开普敦大学攻读文学学士，成绩良好，在英语和非洲文学课上表现尤为突出。一年的海外生活后，她获得了英语荣誉学士学位，平均成绩为72%。她和约翰都刻意避嫌，她没有选修他的任何课程，当时多萝西也在英语系担任教授，认为吉塞拉是她教过的最有才华、最出色的学生之一。然而，吉塞拉缺乏父亲那样的纪律性，有时会对自己的事情失去控制。她相信宿命论，很小就希望自己从未出生。后来，尼古拉斯的死让她痛不欲生，她认为该死的是自己，而不是尼古拉斯。她奇异地认为自己应该对母亲和哥哥的死亡负责：对母亲负责是因为母亲最后患病期间，她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母亲临终前，她也不在身边；对哥哥负责则是因为在他去世前，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糟糕。1992年6月15日，约翰·库切在布法罗给朋友霍华德·伍尔夫写信说，吉塞拉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费心学习文学。“我肩负着安慰她的棘手任务，”他写道，“把她从必须效仿我的想法中解放出来（如果可能的话），她有按自己的想法生活的自由，同时也不需要陷入相反的看法，坚持认为我已经划出的领域是我一个人的，她绝不能擅闯。她的男朋友前几天过来拜访，坦率地和我谈心，这还是他第一次这样做。他说吉塞拉告诉他应该死的那个人是她，尼古拉斯更聪明、更有雄心等等。潜台词是：对她的期望太高，她承受不起。真是一派胡言。孩子们很难相信父母绝对地、无条件地爱着他们。（不仅是孩子们！）还是说我们声称绝对地、无条件地爱时是在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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