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再看年羹尧的经济问题。在九十二款大罪中，年羹尧的经济问题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冒销、非法经营等项，一些项目涉及金额特别巨大，如曾经冒销四川军需一百六十多万两，冒销西宁军需四十多万两，等等。

年羹尧仗势敛财，家财甚巨，确有其事。按照清朝的制度，旗人因为已经由国家在京畿地区分配了旗地和住房，所以即便出任外官，也不能在当地置产，卸任之后只能回京依靠旗地生活。清前期旗地的买卖限制较多，土地兼并比较困难。所以，清中前期的旗人官僚贪腐有一个特点：他们往往在身居要职时好摆排场、大肆挥霍，但因为置业较少，现任官一旦退职，特别是众多子孙分家之后，经济条件就大幅跳水，一两代内就能陷入贫寒的境地。相比这些听从制度约束的“老实贪官”，年羹尧就显得生财有道。他利用自己亲友、袍泽、故吏遍天下的优势，在各地大量置产经营，如借助直隶总督李维钧，在保定周边置有田地三万亩，房屋一千两百多间。因为女儿与衍圣公府缔结婚约，年羹尧又以置办嫁妆为名，在济宁购置良田十九顷。另外，年羹尧凭借在西北、西南地区大权独揽的地位，支持诸子、家奴，以及亲信官绅、商贾经营盐、茶、马匹、贵重木材等大宗生意，再与军需供应、边境贸易相结合，获利之丰厚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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