珀茨尔虽然是纳粹党的候补人选，身上佩戴着纳粹党的徽章，却绝不是一位反犹主义者。他是我忠诚的朋友，总是竭尽所能地给我和我的犹太病患——其他人我没有资格医治——提供帮助，这在当时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他来到我所在的犹太人医院，帮助我的一些脑瘤患者转院到外科医院，不仅如此，他还帮助我阻挠纳粹机构组织的对精神病人处以“安乐死”的行动。

我在一家犹太人疗养院放置了几张（专为精神病人设计的）四面装有栏杆的病床，用于安置精神病人。可是盖世太保却严格执行纳粹政府的规定，严禁疗养院收治精神病患者。于是，我在写医疗诊断时，将精神分裂症写成失语症——一种“脑组织损伤”，或者将抑郁症写成高烧谵妄，也就是一种“从字面意义上看并非精神疾病”的病症。我的这种规避制度的做法，保护了疗养院，却将我自己的性命直接置于盖世太保的枪下。精神病患者被安置到疗养院后，必要时我可以用卡地阿唑休克疗法[1]来对付他们的精神分裂症发作，而抑郁症发作期间我也可以采取有效手段保证病人无自杀风险。

珀茨尔肯定是听到一些风声了，因为只要他的医院收治了一名犹太病人，他就会通知疗养院：“我们这儿有一位犹太病人，你们可以接收吗？”对话中，我们都会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病人的医疗诊断，至少在我使用障眼法将其确诊为其他非精神疾病之前，都必须如此。如果还有人暗地里阻止对精神病人的屠杀，他也不会遇到什么障碍。这样一来，一方面纳粹成员们想方设法处死精神病人，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犹太病人悄悄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没有珀茨尔这一切是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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