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些人——尤其是科学家们——认为我国文字过于含混，对科技大有妨碍。笔者对这点也有切身的经验。

在50年代的中期，笔者与哥大的狄百瑞教授（今日哥大的副校长兼教务长）在一个研究室内鱼贯而坐。他那时还是位助教授，请了一笔研究费，正在编纂其《中国文化精义》。狄子知我贫，乃分点翻译工作给我，以为补助。我译的第一篇便是一首太平天国的“赞美诗”，其中有两大名句：“有割与无割，皆为上帝生！”就把我“割”住了。几费周章，才把它译成“割包皮”（circumcision）而缴卷。

接着我便译清代魏源的《海国图志序》。魏氏那篇《桐城壳子》已经够含混了，文章结尾所引的一个“传曰”，就更使我莫测高深。这“传曰”的全文是：

孰荒于田，孰治于门。

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这为首二句是什么意思呢？我要找到出处才好翻译。可是我找遍《春秋三传》、《尚书大传》、《易经系辞传》……就始终找不出他那个“传”来。如果我不顾浪费时间，无限制找下去，我那计件之酬岂不是太微薄了吗！

我灵机一动，去问胡适之。胡先生说这个“传”在《易林》里面。可是我二人翻遍《易林》还是未找到。胡先生还要亲自带我去哥大书库大索一番，我就未敢惊动他老人家了。后来我约胡先生与狄氏一起午餐，胡公乃向狄君解释找出魏引原文之不易，以及中国古文字是如何的艰深晦涩，确切的翻译（precise translation）几乎是不可能的。狄氏然其说，我才把译稿奉上了。后来狄百瑞在他的书上，照胡氏之言加个小注，才解决了我那含混翻译的大难题（见狄书六七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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