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天，空气里有种硝的气味并日渐浓烈，社会变得异样了；首先报纸成了战场，不时会一个大人物被拉出来，立刻被种种凶烈的言辞打得人仰马翻。那时最出风头的一个笔杆子是姚文元，他是何人此前没听说过。我之所以看他的文章，是他的文笔特别，偶尔会用一点文学语言，还有一种能够决人生死的“权威”，这些别人都没有，仅此而已；我那时只是一个痴迷于绘画与文学的年轻人，更关注的是历史的经典，与现实政治距离很远，对批判的人物是谁都不很清楚，甚至完全不知道。比如“三家村”，只略知吴晗，对邓拓和廖沫沙就闻所未闻了。开始时只觉得社会这些异样的变化与个人关系不大，7月底还在劝业场二楼的旧书店买到一部心仪已久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天天捧在手里。可是8月初的一天，劝业场九路汽车对面大墙贴了一份大字报，一连十来张，把一座四层楼的大墙都糊满了，挤了很多人看，题目很新奇——《血统论》，据说是北京那边来人贴的。一看到里边那两句扎眼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才感到一种阴冷的杀气吹到了我的身上。

高中毕业，我报考中央美院初试通过，但复试被拒绝，理由是我的出身不好。由此我知道出身不好是我天生的“硬伤”，可是一直并没感到它对我有什么妨害，现在它找到我的头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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