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结婚筹备像是一种地下工作，秘密、悄然、不声不响地进行。狗崽子结婚弄不好会招事，何况我们的新房正好就在一个“红卫兵总部”的楼上。这间房子是她家临时借给我们结婚用的。那时，虽然她父亲是高级职员，也没有逃过抄家的风暴，因为她母亲继承的遗产中有“定息”。1956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对工商业者的私有财产以定息方式进行“赎买”。“文革”一来，凡领取定息的全部视作剥削，全要抄家。不但相关单位纷纷向红卫兵提供信息，连银行也将定息存款者的姓名用大字报公布出来。她家因此被抄，而且比我家抄得更惨，被“扫地出门”，被“勒令”搬到这里来。

这儿是大理道松竹里2号楼，在一条短胡同的尽头，一幢典型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原本是姓高的一家人独住，高家曾经很富有，所以这次抄家抄得特别狠，传说抄出来一车黄金，其实只是传说而已。抄完之后，高家老少三代被集中在二楼的两间卧室里。其余的屋子都给了其他几家“扫地出门”的被抄户。这些外来的被抄户中，有天津最大的资本家、做过副市长的毕鸣歧；有启新洋灰公司李家的后人；再有，便是顾同昭家。她一家五口人，只给了二楼上的一长一方两间小屋。凡是被“扫地出门”的，只准许带少得可怜的生活必需品，如被褥、衣服、脸盆、暖壶、旧桌椅，别的东西都不准带，所以这两间房屋虽小，仍显得空荡荡的。我们结婚借用了其中更小的一间，不足十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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